馬灣公園

　　本報記者 吳曉東《中國青年報》（2014年09月22日05版）
　　“九一八事變”83周年紀念日，83歲的日本國際建築設計大師磯崎新第六次來到四川建川博物館，和館長樊建川交換日本侵華罪行館的裝修陳列方案。這位巴塞羅那奧運會體育館、美國迪斯尼總部大樓、德國慕尼黑近代美術館等場館的設計師，10年前接受了職業生涯中一次極其特殊的邀請：為中國人設計一座侵華日軍罪行館，由此和建川博物館所在的安仁古鎮結下了不解之緣。
　　竣工4年之後，由磯崎新設計的3500餘平方米的侵華日軍罪行館將於2015年9月3日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時正式開館，將有近兩萬件日軍侵華的物證永久展陳，和此前開放的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不屈戰俘館、援華美軍館、川軍抗戰館及中國抗戰老兵手印廣場、中國壯士（1931~1945）群雕廣場共7個場館一起，共同構成建川博物館群一個細節豐富、歷史感強的抗戰展館體系。
　　灰色殘舊的外牆，曲折逼仄的入口，狹長的展廳里只有一側有窗，頭頂上混凝土房梁的傾斜線條鋪陳著歷史的輪廓。
　　在日本侵華罪行館預展現場，樊建川指著一位日本老兵的照片對磯崎新說：“他也是6次來這裡，每次都把自己收集到的東西捐給我。”他指的是日軍侵華老兵鹽谷保芳，在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裡，堅持每年到中國來謝罪，並捐贈了一大批當年侵華日軍文物：地圖、日記、照片、望遠鏡、信號旗等，有不少都是他自己收集購買的。
　　“這樣的展覽在中國還是第一次。”樊建川說，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侵華日軍罪行博物館，很多展覽把這件事情簡單化了，一進去展示內容就只有日軍暴行，“實際日軍在中國盤踞14年，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並沒有告訴觀眾一個有跡可循的完整歷史”。
　　“原來設計的日軍侵華館是白色的，我說必須改成灰色。”那段歷史的分量，在樊建川心裡從來沒有減輕。侵華日軍罪行館內展出的所有文物全是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所使用過的物品，包括武器、地圖、生活用具、士兵家信、出征錦旗、士兵衣物等，“這些文物幾乎都來自日本，是一個真實、全面的敘述。”樊建川說。
　　在一本厚厚的日軍手寫信札前，磯崎新彎腰眯眼，戴起手套細細翻看起來。“這些信寫得非常仔細。如果把這些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出來，戰爭就在裡面了。”磯崎新說。
　　“唐代到現在1000年，中日交往有900年是好的，我希望接下來的1000年兩國作為鄰居能處好，但現在的情況令人擔憂。”樊建川說，日本侵華罪行館其實在建川博物館初建時就已被納入規劃，當時就決定要找一名日本設計師來設計，搭建一個中日民間交流的平臺，冷靜、全面、理智地述說這場戰爭，讓中國和日本民眾都能銘記那段歷史。“老百姓之間互相理解了，成為朋友了，對歷史達成共識了，中日兩國才能獲得長期的和平。”樊建川說。
　　而第一次到安仁鎮，除了樊建川真誠客觀的歷史觀，磯崎新還被這種博物館新的生存方式深深吸引了：“這些博物館不是高高在上擺在那裡供人觀賞，而是和人們生活密切結合在一起。”
　　建川博物館是一個博物館群，樊建川稱之為“建川博物館聚落”。2003年，樊建川開始以公民個人的名義，徵地500畝，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開始興建。如今，25座博物館與老街、老公館群街坊構成的古鎮旅游區、劉文彩和劉文輝公館田園風光區形成了安仁古鎮的三大旅游板塊，這一切和小鎮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諧相處，匠心獨具地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單純的“博物館”的概念。
　　為了日本侵華罪行館的設計方案，磯崎新之前5次到成都。第一次到安仁，他要求住在劉文輝公館。那時候，劉文輝公館正是樊建川的辦公室。“當時抬來一張床，因為廁所是旱廁，要走很遠。”樊建川說：“晚上，偌大個公館，就磯崎新和保安住在裡邊。”
　　2004年7月，磯崎新將設計方案交給樊建川，併到市場上考察了建築材料。“因為我的資金原因，直到2010年才竣工。”樊建川說。
　　作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幫中國人設計侵華日軍罪行館，磯崎新在日本面臨的壓力和質疑可想而知。在建川博物館，磯崎新坦然表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人們需要正視，自己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為這段歷史做些事情。
　　面對日軍侵華時的種種罪行，預展一路走下來，磯崎新態度從容：“這是迴避不了的一段歷史，作為一個建築師，我只是冷靜、客觀地把這段歷史展示出來。”磯崎新稱，自己的行為不帶有任何政治立場，這個侵華日軍罪行館“沒有要聲討戰爭的本質，而是要向世界展示這段真實的歷史，給全世界人民提供一個正視歷史、呼籲永久和平的交流平臺”。
　　“從我出生開始到現在，中日之間都有摩擦，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回憶起大半個世紀之前的那場戰爭，一頭白髮的磯崎新說，那場戰爭對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儘管自己並不瞭解當年中國人民是一種怎樣的狀態，但他在日本同樣感受到戰爭的傷害。
　　磯崎新說，他出生於日本在中國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的那一年，日本戰敗那年他14歲，當時看到整個城市都是廢墟，這樣的印象定格在他的腦海裡，這種廢墟感甚至滲透到他此後的很多建築設計當中。“從前，兩國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後若要有好的未來，就必須從相互理解開始。理解來自溝通，而這個博物館就是沉默的溝通使者”。磯崎新說，從政治家的角度看，每年都會有新的政治方向，經濟發展要考慮五年計劃、十年計劃，而考慮文化的時候就必須考慮一百年甚至上千年。“接受這個任務，是希望站在推動人類文化的角度上考慮問題的結果”。
　　磯崎新的爺爺是漢學家，父親曾到上海留學，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回國。小時候家裡由父親從中國帶回的種子培育的牡丹園，直到現在磯崎新還記憶猶新，“但是它在戰爭中被炸掉了”。　　（原標題：為中國人設計一座侵華日軍罪行館）